论政府公共危急管理能力之提升

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主体。构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高公务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疏通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危机管理的渠道,加强国际合作是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环节。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

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有鉴于此,需要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     

基础设施网络整合与跨区域治理——“哈大齐”工业走廊与松花江水污染案例分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区域管理正在从传统的都市区(Metropolitan)管理过渡到巨型都市区(Megapolitan)或者城市走廊(City Corridor)的管理.从社会技术系统(Societal-techno System)视角,将区域管理作为一个涉众系统(Multi-actor System)考虑,研究物理系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和跨区域治理关系,探索涉众系统情境下的政策制定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哈大齐工业走廊案例和松花江水污染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整合具有嵌入性特征;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所形成的城市网络,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分散的集中化"上,以保证有效的基础设施整合、分工网络的形成和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在跨区域治理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组合的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如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四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和重点。但是，职能转变收效甚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行政体制改革内动力不足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二难处境导致职能转变受阻。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所处的特殊转型阶段和市场的特定要求，决定“放松管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对“监管者”权力的监督。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平稳、有序和有效。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启动了以创建廉价、高效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为推动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绩效,韩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绩效评估的实践,包括成立政府经营诊断委员会、加强政府绩效审计、推行制度评估和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以及制定实施政府绩效评估框架法案等。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把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改革结合起来;提高公民对绩效评估的参与度;要重视对公务员个人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要与管理模式相适应;绩效评估要制度化和规范化。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